“跑分”行为的罪名认定争议与辩护核心逻辑

（一）主观明知认定的争议与辩护要点

“跑分”行为的法律定性争议，集中体现在主观明知的认定与客观行为的界定两大方面。在主观故意的司法认定中，根据《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四条的规定，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交易异常、规避监管措施、同类行为前科等七类情形推定行为人“应当知道”其行为为上游犯罪提供帮助。然而，实践中存在部分案件将“推定明知”泛化适用的倾向，例如仅凭行为人出售个人银行卡即认定其主观明知，忽略了对具体主观故意内容的实质审查。对此，律师辩护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反证体系，通过证明交易的合理性、行为人的认知局限性或技术工具的中立性，削弱司法机关的推定逻辑。例如，对于在校学生为赚取少量租金出售银行卡的行为，若其未参与资金流转操作、未接触上游犯罪信息，且交易价格符合正常市场水平，可提交学校在读证明、交易记录等证据，主张其缺乏犯罪故意，争取不起诉或无罪判决。

（二）客观行为定性的争议与辩护策略

在客观行为的定性方面，需严格区分帮信罪与掩隐罪的构成要件差异。帮信罪要求上游犯罪为“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犯罪”，如电信诈骗、网络赌博等，其帮助行为表现为提供技术支持或辅助支付结算，属于上游犯罪实施过程中的“事中帮助”；而掩隐罪则适用于所有犯罪所得的事后处理，行为方式更具主动性，如亲自操作资金拆分、虚拟货币兑换等“事后赃物处理”行为。

辩护时，若上游犯罪能够证明为信息网络犯罪，且当事人仅提供账户未参与实际转账（行为具有被动性与工具性），应争取定性为帮信罪；若上游犯罪不属于信息网络犯罪（如走私、盗窃等传统犯罪），则因不符合帮信罪的构成要件，需主张以掩隐罪定罪。尽管掩隐罪的法定刑上限更高，但若当事人行为仅为“提供账户”（未主动操作资金流转），可通过强调行为的被动性、主观恶性较小等情节，争取在掩隐罪的“一般情节”幅度内（3年以下）量刑，实际刑期可能轻于帮信罪的部分情形。例如，为走私团伙提供资金账户的行为，因上游犯罪非信息网络犯罪，依法应定性为掩隐罪，若当事人未参与转账操作，可结合初犯、退赃等情节，争取较帮信罪更轻的量刑。此外，针对可能涉及洗钱罪的指控，需审查上游犯罪是否属于法定的七类犯罪，且行为人是否实施了复杂的资金性质伪装行为，若仅为简单的转账操作，可主张排除洗钱罪的适用。

证据审查的关键难点与质证策略

（一）支付结算金额认定与质证方法

证据审查是“跑分”案件辩护的核心环节，尤其是支付结算金额的认定与犯罪所得关联性的证明，常常是争议的焦点。在支付结算金额的计算上，根据《关于“断卡 ”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》，应依法剔除合法交易流水，包括行为人本人及近亲属的合法收入、正常商业交易记录等。

律师需申请调取涉案账户的完整交易明细，结合银行对账单、第三方支付平台记录等，逐笔比对资金性质，避免将合法资金计入犯罪金额。例如，在某涉案银行卡流水120万元的案件中，经逐笔核查发现，40万元为电商经营收入，30万元为亲属转账，剩余50万元为涉诈资金，最终法院仅认定50万元为涉案金额，有效减轻了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犯罪所得关联性的证明与质证要点

对于犯罪所得关联性的证明，司法机关常依赖间接证据推定，如资金交易时间与上游犯罪时间高度重合、账户操作异常等。辩护时需对证据链的完整性提出质疑，审查资金是否实际进入上游犯罪链条，是否存在“黑吃黑”、账户被盗用等合理怀疑情形。

例如，若当事人账户在接收资金后未进行转出操作即被冻结，或有证据证明资金被第三方截留（如“黑吃黑”），该部分金额因未实际完成转移，不应计入犯罪所得。同时，对于帮信罪中“单向流入资金”的认定，需依据《“断卡”行动会议纪要》强调：仅提供账户用于接收资金的行为，需满足“单向流入资金30万元以上，且其中3000 元以上系涉诈资金”，才能认定为“情节严重”。若公安机关未能证明资金与信息网络犯罪的关联性，或未达到上述金额标准，可主张证据不足，争取对帮信罪的不起诉或无罪判决。

量刑情节的精细化发掘与从宽辩护路径

（一）法定从宽情节的运用

量刑辩护需充分整合法定从宽情节与酌定从宽情节，构建全面的从宽体系。在法定情节方面，自首与坦白的准确认定至关重要。若当事人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投案，并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，可认定为自首，依法争取减轻处罚；即使不构成自首，如实供述罪行亦可获得从轻处罚。立功情节的积极主张同样关键，如当事人提供上游犯罪线索、协助抓获同案犯，律师需及时固定相关证据，向司法机关申请立功认定，实践中构成立功可依法减轻基准刑30%以上。

（二）酌定从宽情节的运用

酌定情节需结合当事人的具体情况，如初犯、偶犯身份，主观恶性大小，社会危害性程度等。对于青少年“卡农”或低收入群体，可提交社区表现证明、家庭经济状况等材料，证明其参与犯罪的偶然性与被动性；对于在“跑分”团伙中处于底层的“工具人”，若仅负责按指令操作、无分成决策权，可主张其从犯地位，通常可减少基准刑20%-50%。此外，主动退赃退赔、配合司法机关追赃挽损，能够显著提升从宽处罚的可能性，辩护时需及时提交退赃收据、被害人谅解书等证据，争取适用缓刑或单处罚金。

（三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策略运用

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中，律师需注重罪名协商与量刑建议的策略性。对于罪名定性存在争议但愿意认罪的案件，优先与公诉机关就罪名认定达成共识，避免因“认罚不认罪”导致从宽幅度受限；提出量刑建议时，结合本地同类型案件的裁判尺度、当事人的特殊情况（如在校学生、哺乳期母亲等），主张“退赃退赔+罚金+社区矫正”的综合方案，最大限度争取轻缓处理。

程序辩护的实务要点与证据合法性审查

程序辩护在“跑分”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，尤其是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与管辖权异议的提出。在电子数据取证环节，若公安机关未依法制作提取笔录、记录存储介质封存过程，或鉴定机构资质存疑、鉴定方法不科学，可申请排除相关证据或要求重新鉴定。例如，某案中警方扣押手机后未及时封存，导致聊天记录时间戳矛盾，法院最终排除该证据，显著影响了案件的定罪量刑。

管辖权异议的提出需依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相关规定，对于异地管辖或级别管辖不当的案件，主张由犯罪地或被告人居住地法院审理，确保审判的便利性与公正性。若当事人为公司员工，“跑分”行为可能构成单位犯罪，需提交劳动合同、公司指令记录等证据，证明行为的职务属性，争取对个人更轻的处罚。

结语

“跑分”犯罪的辩护工作，本质上是对犯罪帮助行为的精准法律评价，需要在司法机关“全链条打击”的政策导向与刑法“罪责刑相适应”的基本原则之间寻求平衡。律师作为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，需从罪名认定的构成要件分析、证据链的瑕疵捕捉、量刑情节的全面发掘到程序正义的执着追求，构建多维一体的辩护策略体系。尤其要关注青少年等特殊群体的教育挽救，避免因轻微犯罪留下终身污点，体现刑法的谦抑性与人文关怀。通过精准化、专业化的辩护，不仅能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的法律结果，更能促进司法裁判对“跑分”行为的科学认定，助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与健康的社会秩序。